（三）厘清政府与市场权限，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激发经济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按照自身的发展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力量的限制。资本的生长发育过程，是一个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即由人对人的直接支配方式向以物为中介的人对人的间接支配方式转变的历史过程。
必须规范和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尤其是规范和引导行业协会和雇主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的积极作用。而且，资本的各种权力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构成一个独立的结构化的有机总体，拥有自己的意志和行动，仿佛具有生命一般，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描述，资本的权力如同有生命的人一样能够站起来两条腿走路。资本甫一诞生，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并往往以法律为名。二是社会资本愈益集中于少数巨型公司和垄断寡头。这样，由国家权力饲育的垄断资本在逐利本能的驱动之下必然日益趋向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甚至反向控制国家权力。
15世纪末以来，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之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英法等西欧国家颁布了系列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注和参考文献略） 胡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救助资金购买的也是商业银行的资本金。
但强势美元政策不利于解决贸易赤字和经济发展，由此才采用弱势美元，要求日元升值。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形成了大量海外资产。而最终稳定卢布汇率的是卢布结算令。尤其是作为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者美国提出战争一说，都是放大外汇市场不确定性的重要信号。
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建议：打消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做好预期管理，防止大幅震荡，预防汇率升值后的经济通缩螺旋。但是通胀不是决定各国加息的单一变量，各国息差、货币政策主动性以及不同预期都被综合考虑，由此不同国家呈现了不同应对方式，而不是全部裹挟进入反向货币战。
8·11汇改之后，我国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自主权有所提升，这更需要尽快探讨人民币之锚的问题。人民币一直处于美元的镜像货币状态，外汇占款一直是我们货币发行的重要影响因素。确定货币之锚，货币政策扩张与收缩的目标更为清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才能更为有效搭配助力经济发展。美国作为经济理论贡献者以及上次升值综合征的实践者，对于货币理论、汇率理论的理解、选择和阐释，相对而言，都比中国成熟。
2012年安倍晋三上任坚持日元贬值，他认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2007—2012年扩张近3.5倍，欧洲央行扩张1.5倍，而同期日本央行扩张不足50%。欧元年内贬值5.6%，欧洲央行没有选择加息。2.加强预期管理 防止大幅震荡 长期来看人无贬基，2020年疫情以来相对西方较为谨慎的货币政策以及充足的外汇储备等经济实力，为我国不被裹挟进反向货币战提供了条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基石，外汇市场不确定性加大不利于全球稳定发展。
两国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各有不同的现实问题，由此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案，也承担各自决策选择的利弊。依照三元悖论，一国在自主货币政策、市场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中不可兼得。
例如，斯里兰卡卢比截至今年5月中旬下跌80%，外汇储备枯竭，陷入债务危机。二、日本的教训再思考 关于日本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争论不休。
美国国债是公认的无风险资产，但是美国没收属于阿富汗前政府的70亿美元资金，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对于美元资产信用产生深刻影响。土耳其央行向本地信贷机构发出口头通告，要求其不向客户推销国际金融公司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发行的里拉债券，希望通过限制离岸市场的流动性供应来遏制当地货币卖空。日元短期大幅升值推高外贸企业成本，日本银行希望通过降低利率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方式促进企业发展。市场化代表的就是货币化，货币化下流动性管理是一个重要方面。日本的教训广为熟知，尽管如此，欧美诸国的经历却与日本几乎完全相同。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不应当短期快速大幅升值，同时也要避免大幅贬值，做好预期管理尤为重要。
关键词：汇率 反向货币战 广场协议 汇率是一国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的综合体现。同时，德国大力推动欧洲货币体系建设。
摘 要：美元快速加息缩表叠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冲击，加息成为不少国家的货币政策选择。日本股市从2012年的8000多点上升至2020年的22000多点。
麦金农将日元升值后的现象称为升值综合征。日元是贬值幅度最大的货币，年内贬值13%，但日本央行并没有选择加息。
今年以来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通胀短期难以消除。这是反向货币战描述的各国汇率与利率现状。在不确定性上升的复杂严峻国际环境中，影响汇率的不仅仅是贸易能力、金融能力，也包括整体综合实力。本次人民币快速贬值，一个重要因素是中美利差缩窄，影响预期。
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量化宽松。最初，美国希望保持美元强势政策，1981—1984年里根总统第一任期内执行的是强势美元政策。
人无贬基是由中国的长期外贸顺差、经济总量、外汇储备以及未来经济增长决定的，同时也需要主动参与定价决策，并传递决策信号。美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顶端和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其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本国自身情况，美国优先的本质是美国利用国际体系制定本国政策的优先主导权。
汇率缓步升值，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投资拓展外循环，更重要的是提升居民财富进而增强消费能力，以本国消费推动内循环建设。结果，低利率和高信贷促使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暴涨。
2.日本与德国的应对不同 1985年广场协议，德国、英国等几国货币同时被要求升值，而非仅仅是日元。曼特加发言如下：我们正处在追求货币贬值的国际性货币战争当中。我们长期关注GDP增长，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长期快速增长下的累积存量。为了防止本国货币贬值，印度、英国、韩国、新加坡、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和新西兰等都采取了加息政策。
今年5月中旬美国投行高盛就提出，多国央行追随美国加息，弃守对弱势货币的偏好，转而拥抱强势汇率，一场反向货币战开打。现在美元升值综合征在全球上演。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建议 当下围绕汇率之争无疑是各国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一种表现。由此，日本国内经济逐渐形成了失去的20年，即出现汇率升值下的国内通缩螺旋：日元升值—企业收益恶化—工资停滞—消费低迷—国内紧缩—日元进一步升值—企业收益持续恶化—工资持续停滞—消费持续低迷—国内持续紧缩。
1.人无贬基 主动打消升值恐惧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萨皮尔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俄罗斯、德国、欧盟、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规模分别为4.4、4.6、20.5、23和27.21万亿美元。[2] 1.美日政策主动权不对等 美国在政策决定中拥有绝对主动权，不论是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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